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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退而不休”是阿里合伙人的特点。众所周知，退休后的陆兆禧也早已开始了自己的投资生涯。而马云本人也已经“退休”了不止一次：2006年，让位阿里巴巴公司总裁给卫哲；2013年，将阿里巴巴集团CEO交棒给陆兆禧，再有就是去年9月份宣布将董事局主席的职位让贤于张勇。

来源：北京商报科创板平稳运行一个月后，相关制度有了进一步完善。近期证监会发布《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特别规定》），同时上交所配套发布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重组审核规则》），对科创板上市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创公司”）的重大资产重组做了全面详细的规定。其中下调发行定价标准、设定重组上市“门槛”等四大看点最为引人关注。在业内人士看来，科创板重组规则体现出了松管制、高标准、严披露、快审批的特征，为科创板着力构建高效、透明的重大资产重组审核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。

而在另一方面，2019年有12只股票（包括B股）已被交易所摘牌，这一数量相当于2016年至2018年的总和（13只）。其中，2019年因触发“面值退市”而被摘牌的股票多达4只，分别是雏鹰退、华信退、印纪退和退市大控。无一例外，连年亏损的基本面是造成这些股票被市场抛弃的主要原因。

黑恶势力集团化不难理解。可为什么“保护伞”也会有这样的集团性？“保护伞”究竟是如何出现和运作的？关键以前，人们习惯将涉黑“保护伞”当成是“个人”行为。多年来的反腐斗争，也都聚焦于个人，尤其是关键群体的反腐。其实，现在的黑恶势力“保护伞”，某种程度上更多是“制度性产物”。一打一大片，恰恰是我们现在制度化治理水平提高了，低级官员和单个人做不成了，所以会有位高权重者被称为“保护伞”。

政策背景：当财税改革遭遇降成本。当前政策出台的背景，一是财税改革提速，二是降成本迫在眉睫。一方面，财政制度改革自去年底以来开始提速。分税制弊端凸显，是土地财政和地方隐性债务的重要成因。去年底以来，财政改革相关政策密集落地，税收法定进程加快，税收征管体制不断调整完善，国税地税合并，进一步理顺央地财政关系，中央财政的作用得到强化。但财政改革推进过程中，由于经济形势变化较快、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进，也产生了一些预期外的副作用。比如去年的营改增大幅增加了税基，导致变相加税，税收增速远高于名义GDP增速，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负担。另一方面，企业降成本费用已迫在眉睫。降成本已成为18年供给侧改革重心之一。首先是过去两年的去产能政策和油价上涨，令上游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，加重了中下游企业负担，上半年工业新增利润的2/3由上游五大行业贡献。其次是人工、运费、地租涨价，令企业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高企，费用占收入的比重明显上升。第三是企业税费负担偏重，企业纳税占利润的比重超过60%。

但大卖场面临挑战，并不意味着大的商业体已经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模式了。张文中认为，不管是对比国外零售发展的体量来看，还是国内消费者对于到店的需求，传统零售还是能看到很大的发展空间。国内的零售业发展并不算成熟，对比发达国家，销售额在100亿美元、1000亿美元以上的零售企业有很多；而国内销售额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屈指可数。总的来说，中国零售企业的增长空间还是很大的。